长时间以来，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和气候与环境保护一直是中国追求的政策目标。在传统能源技术及治理体系内，这三个目标难以相向而行，容易陷入“能源不可能三角”的矛盾之中。随着过去十多年，以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技术、电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能源行业中的应用发展壮大为标志，能源科技产业革命已汹涌而至、方兴未艾，这越来越向我们展现出三个政策目标可以协同实现的前景。
一、经济增长的视角：当下正处于增长动能转换的当口，涌现出与低碳相关的投资、消费和贸易新需求
就经济增长而言，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又加持2020-2022年三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们一直在全球增长乏力、需求不足的周期中挣扎。过去10多年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主要经济体中一直保持中高增长速度并为全球增长做出主要贡献。但不可否认，中国在行将步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之际，也依然面临着下行压力。与房地产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密切关联的传统重化工业部门开始面临需求的天花板，长期提供的增长动能开始减弱；而由战略新兴产业所支撑的增长动能，及消费升级所支撑的增长动能尽管呈现一定的上升状态，但由于国际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使得新增长动能上升的速度和力度还没有达到足以补偿传统增长动能减弱的程度。中国总体上处于一个增长动能转换的当口。在未来一个很长的赶超时期内，如果要将国民经济仍保持在一定的增长水平上，就必须努力加快培育和释放新动能，有序管控好传统动能减弱的节奏，做好短期“逆周期调节”与中长期“跨周期转型”的衔接。
这个增长动能转换的背后，本质上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与投资需求的内容和结构正在发生内生性变化。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质量、技术知识的含量要求日益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依赖更加突出。其中高质量发展一个新的显著要求就是发展要对安全的全球气候、生物多样性、稳定的生态系统和优良的环境质量做出贡献。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的安全稳定、健全的生态系统和优良的环境质量正在成为国民财富中占比上升的自然资本组成部分，并为收入日益上升的国民所需要及享用。
很久以来，自然资本并未列入国民核算范围之内，具有典型的外部性。但随着自然资本治理体系和监测核算手段的发展，向保护气候和环境领域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累计的资本形成的存量日益上升。随着全球和国家战略目标的不断加强、自然资本定价系统的发展（例如碳定价）、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效应的逐步显现，保护环境的成本会呈现出绝对或相对下降趋势，向自然资本领域投资的盈利空间和动力会逐步增强，投资潜力也会呈现逐步扩大的态势。更加具体而言，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潜力不断扩大。据能源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估计，为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在未来30多年的时间里不完全统计的投资潜力可以达到140-200万亿人民币；而在近期“十四五”期间，在能源转型、绿色低碳城镇化、数字化融合及先进制造减碳等领域的投资潜力可以达到年均至少9万亿的规模。这个规模大体可以相当2020年房地产18万亿投资的一半，超过了2023年同比2020年房地产投资下降的7万亿。也就是说，如果在上述9万亿的投资潜力中实现了7万亿的话，就能够在宏观总量上弥补房地产投资下降给增长动能带来的减弱影响。
上述宏观投资潜力数字背后是实体经济中质量、需求、资源、技术、产业、盈利和收入来源等内容的变化。如果说在过去30年中可以从房地产发展中获得超常的盈利，那么在未来的30年中，绿色低碳、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就有可能成为新的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个驱动力不仅体现在如上所说的投资方面，也会体现在如上投资从供给端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里（例如提供康养、旅游、文创等消费活动的空气质量、稳定气候的条件）。而且，中国以其规模经济、完备制造业体系和国内可靠的供应链、优良的基础设施、丰富的工程人才和优秀的头部企业，已经形成了绿色低碳技术产业化的比较优势，2023年“新三样”的万亿出口额，展现了低碳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以及国际市场旺盛的低碳商品消费需求。尽管前面还有很多堵点、短边、曲折、挑战，前进的道路还不平坦，但新世纪新经济的大势已经形成并在创新浪潮汹涌、技术持续进步、投资不断累积、观念不断更新的驱使下，不断得到增强和强化。
二、工业、制造部门正处于技术创新与产业、能耗的结构变动的当口
在如上展现的绿色低碳发展大趋势下，传统制造业中的重、化工业部门正面临着需求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在这一转折中，传统高耗能产品的生产活动水平正在见顶甚至下降，而氢冶金钢、短流程钢、高能效钢将成为钢铁工业的未来；还有低熟料水泥、绿氢-醇-氨燃原料化工产业链、优良导热导电材料和耐高温高强度低比重材料、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跨部门超高能效技术应用、电动车及智能网联车制造，工业建筑交通的电气化，这些产业部门技术工艺和终端产品内容的变化对能源供应的含义是：过去主要耗能大户部门的化石燃料能耗大部分达峰甚至下降的同时，其他一些新兴部门（如大数据中心、AI应用、电气化）的电耗会有可能上升。可以预期的一个近景是：传统终端用能部门的直接化石燃料用量及相应碳排放量增速正在降低而趋于达峰，新兴部门的耗电水平或将上升。
三、电力部门深度低碳化已经成为决定中国未来10年及之后碳排放轨迹的关键因素
这种用能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又对电力部门的深度减碳的节奏提出要求，即要力争在终端用电需求持续上升之前或同时实现电力部门的绿色低碳化，即尽早建成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以此做到既满足依然持续上升的电力需求，又不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由于接近60%煤炭用于发电，加之上述传统重化工业部门对化石燃料消耗呈达峰甚至下降趋势，电力部门的碳排放控排、减排对于决定中国总体碳排放轨迹状态的特性就显得格外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作用。在过去十年，迅速崛起的风光能源技术和产业为下个十年加速电力行业深度低碳化提供了可能。在过去十年里，风光发电成本下降了60-90%左右，而且这种成本下降的趋势依然强劲；现在正在酝酿和进行中的储能和智慧电网、虚拟电厂等技术的突破会带来下一个十年里风光发电的系统成本迅速下降、以及系统稳定性的提升，这就为中国碳排放达峰且较快步入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的下行通道展现了一个光明的前景。
此处关键的关键，就是中国的风光发电，从装机量、发电量到配套的灵活性资源的充分性，在未来5-10年里是否能够持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打破堵点瓶颈，需要研发、技术进步、投资、商业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突破。这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风光发电的上网问题和以充分的灵活性资源解决间歇性问题。背后还有大基地风光的就地消纳和长输通道建设约束，以及支持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配网、微网重塑、千家万户电源的互联互通互济、就地消纳最大化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催生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从经济增长角度讲也是不断创造新的需求、扩大需求的过程，例如为数亿农村人口安装屋顶光伏、储能设备，为消纳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而需要的热泵、农村建筑电气化、农机具电气化、电动车下乡，这些都是在开发创造新的需求，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新的动能。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新增的电力需求越来越多地、最终能够尽快全部用新增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和发电去满足，就没有必要再额外用新增的煤电去支撑，这其中甚至新增较大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和发电还可以越来越多地去取代煤电装机和发电的存量，进而开启能源转型的新进程。此外，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可以被视为最独立、最安全的能源。由绿电为电动汽车、火车和非道路机械等提供动力，为取暖和制冷提供能源，还可以替代对油气进口的依赖，也有利于提高能源安全的程度。至此，增长、能源安全和保护气候与环境三个目标的协同前景就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剩下的就是事在人为的努力了。
四、碳定价再出发：针对技术和产业的激励机制设计
要想在未来十年实现上述愿景，抓住动能转换、结构转换的历史时机，取得结构转换和转型的突破，需要发展充分的激励机制体系，实现激励相融。除了持续的常备治理基础设施（例如碳核算）建设之外，在未来十年要重构现有的碳市场体系。首先要明确在未来十年减排控排的主力技术体系是什么。根据对二氧化碳排放源负荷及减排技术成本与额外潜力的分析，可再生能源发电（特别是风光发电）和节能与提高能效的技术、产业将可以发挥减排主力军的作用，因为这些技术的减排成本相对最低，甚至可以是负成本，而减排的渗透率最大。因此，通过碳市场定价的政策工具就要面向支持这些未来十年的技术主力的推广、部署和应用。让目标碳价水平稳步提高到足以补偿这些技术的减碳成本，甚至具有较高收益规模的水平；或者说让碳价与目标技术的减排成本之间的差额足够大，令向目标技术和产业的投资有足够大的盈利空间，以此吸引电力企业和电网企业及全社会向风光可再生能源领域去投资。
这样碳市场的功效就具有很强的低碳转型针对性，其功效也会更加具体和显著。这样目标导向的转变，将对碳市场的发展提出两方面的要求，第一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发展方法学和数据核算操作，将风光发电纳入碳市场并从碳市场盈利。第二，在激励机制上需要稳步提高碳价水平以吸引向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这需要通过管理碳额度分配、设立电力行业排放总量下降目标预期、碳金融融通资金流入碳市场的渠道而有序实现。尤其是在激励机制上，这属于用市场机制配置碳排放额度、以环境要素资源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在未来5-10年内到位，方能从体制机制上支撑未来10-30年能源与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历史使命。对这个改革的任务，需要有紧迫感。
总之，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增长、安全、环境与气候几个目标的协同关系的问题；在动能转换、结构转换的当口，抓住塑造中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排放轨迹的战略变量、变动趋势、机遇的问题；以碳定价体制机制改革再出发、再聚焦，有针对性、时效性地通过精准施策，从而促进投资流向聚焦节能、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去支撑未来10年主力减排技术和产业创新、部署的问题；进而建立起激励机制改革、技术和产业的创新与部署、产业发展、减排和逐步实现能源安全目标几者之间联系的问题。
以上所说的转型，当然不会一帆风顺，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这是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能源转型的逐步推进，会让排放不断减少，让能源更加安全独立，让经济的需求不断扩大、不断出现新的商业机会和增长点，让发展的效率和质量更高，中国将一步一步更靠近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需要有为政府去描绘宏伟蓝图、指引方向、树立全社会的预期、把握节奏力度、创造促成创新和投资的政策和市场环境；需要企业家发扬企业家精神，承担起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的重任；需要智库、NGO、国际机构提供独立研究、引进国际经验，为决策科学化提供参考；需要全社会积极乐观的共识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观念变革与灵活性。不能冒进，更不能因循守旧消极等待。办法总比困难多！多向基层学习，多向实践学习！转型，需要马上出发，需要快马加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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