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的基本路径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使用化石能源/资源、从事工业生产以及改变土地利用方式等过程中向大气层排 放了大量以二氧化碳（CO₂）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科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导致气候变化尤其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这一观点在2021年8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关于气候变化物理科学的最新评估报告（Sixth Assessment Report，AR6）中得到再次明确（IPCC，2021）。

全球变暖将带来许多“不可预测”的环境影响。

对欧洲而言，气温升高若引发北极冰川融化，大量淡水融入北大西洋，导致北大西洋暖流的补偿流减弱，进而使得洋流循环体系变慢，暖流动力减弱甚至消失¹，欧洲或将迎来极寒时代。

对我国而言，气候变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利大于弊。西北地区平均气温和降水量均呈上升趋势，出现了向暖湿转型的趋势，有可能出现重回汉唐时期的关中八百里沃野、八水绕长安、西北似江南的盛世景象（陈冰，2015；姚旭阳等，2022；张强等，2021）。

但是从全球角度来看，如果任由气候变暖不断加速， 人类生存环境总体将遭受极大负面影响，引发灾难性后果。

1 麦克斯韦的科学，2021，《科学家预警，大西洋洋流系统面临崩溃，欧洲或将迎来极寒时代？》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7808886327021297&wfr=spider&for=pc。

当前欧洲等国积极推动碳减排倡议，

一是基于其自身生存环境可能遭受极大威胁考虑；

二是从政治方面出发，通过抢占道德制高点，稳固世界影响力；

三是为了遏制经济衰退趋势，通过重塑世界发展规则，凭借技术优势，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竞争力，推动欧洲经济复苏。

对比欧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面临的困境，我国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压力较小。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还具有碳排放持续增长的刚性需求，但仍然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多次向全世界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彰显了我国对保护人类赖以共同生存的地球家园的负责任态度，彰显了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习近平，2020）。

毫无疑问，碳中和的提出将会深刻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各部委、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也迅速响应，出台政策或制定工作计划，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赖明，2021）。

国内的专家学者、战略家和企业管理者也从国家战略、区域发展、产业布局甚至是企业管理角度，针对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面临的形势与挑战、碳排放路径、未来情景设计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全国掀起了一股碳达峰碳中和研究热潮（王灿、张雅欣，2020；柴麒敏等，2020；王志刚,2021）。

推进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生态文明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本节从新发展理念的几个维度来具体探讨加快推进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的几个路径。

（一） 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中国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

创新位列新发展理念之首，居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需要推动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尤其需要在绿色低碳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发方面取得突破。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大大提升了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如果简单地利用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排放碳强度）来度量绿色低 碳技术进步（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越高，绿色低碳技术水平越低，反之则相反），那么从图4中能够看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下降，从1978年的40.58吨/万元一路下降到2020年的1.05 吨/万元，下降幅度高达97%。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2009年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从实际数据来看，2005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14吨/万 元，2020年的数值是1.05吨/万元。

与2005年相比，中国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实际下降了67%，远远高于2009年的承诺值，再次彰显了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大国责任与担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绿色低碳技术进步上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方位，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继续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第一，与其它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类似，绿色低碳核心技术“买不来、等不来”，需要瞄准绿色低碳技术前沿，健全绿色低碳基础研究支撑体系，提升绿色低碳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补齐我国绿色低碳科技基础薄弱的短板，避免受制于人。绿色低碳核心技术不仅能够通过提升现有经济产业的效率来推动经济体系绿色低碳发展，而且往往还能够催生一系列绿色战略新兴产业，这也有助于经济体系的绿色低碳转型。

第二，市场是检验绿色低碳技术价值的最终“试金石”，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对绿色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选择的决定性作用，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市场机制配置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资源。

第三，科技创新尤其是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研究通常具有“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外溢强”的特点，绿色低碳核心技术创新也不例外。

正是因为如此，市场主体特别是单个企业通常不具有足够的经济激励去开展绿色低碳技术创新。

因此，推动绿色低碳核心技术创新还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作用，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科研活动特点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

（二） 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中国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

优化资源配置也是推动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重要方面，对应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发展”维度。科技创新通过推动技术前沿进步来促进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而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在不改变技术前沿的条件下推动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

其基本逻辑在于，宏观经济效率是不同生产主体效率的加权平均，而生产主体间的效率通常存在着客观的差异，因此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的生产主体重新配置到高效率生产主体，能够在不增加要素投入甚至是不改变生产主体技术前沿的前提下，提升宏观经济效率，从而推动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有了显著提升，然而中国经济当前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较大的扭曲（陈诗一、陈登科，2017）。

Hsieh 和 Klenow（2009）这篇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显示，资源配置扭曲导致中国经济运行效率降低了30%~50%。换言之，给定要素投入与技术前沿不变，优化资源配置本身能够使得中国宏观 经济效率提升30%~50%，从而显著降低污染排放，推动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

优化资源配置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结构的优化，它涉及到诸多维度。在这里，我们从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 结构优化这两个方面来介绍。首先来看产业结构优化。图5给出了1978~2020年中国三大产业占比的趋势图，该图反映了经济资源在国民经济三大产业间的重新配置。

从图形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左右下降到2020年的7%左右，与此相对应，第三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左右一路上升到了2020年的55%。第二产业占比稳中有降， 基本维持在40%~50%之间，党的十八大以来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一般而言，第二产业单位GDP能耗显著高于第三产业。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第二产业占比的下降和第三产业占比的上升（即将资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配置）有助于降低污染物排放，为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做出了贡献。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新时期的绿色低碳转型应由产业间资源配置驱动为主转变为产业内部驱动为主。

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第二产业占比目前已经下降到了40%以下，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要有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第二产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作为重要支撑，第二产业占比继续下降的空间已经很小。

也就是说，对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而言， 未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将资源配置到同一产业中效率更高的经济单位，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再来看能源结构优化，这涉及的是能源要素本身的配置。图6绘制了1978~2020年中国能源消耗与能源结构趋势图。

从图形中可以看出，伴随着中国能源消费量的快速上升，中国能源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煤炭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70%左右下降到2020年的56%，下降幅度达到1/5。

原油、天然气等其他能源的占比相应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左右上升到2020年的44%。煤炭消耗是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物排放的主要贡献者。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能源结构变化降低了中国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物排放。降低煤炭消耗占比有助于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新时期中国应该继续通过大幅降低煤炭消耗占比来推动经济体系低碳转型。

主要原因在于，继续大幅降低煤炭消耗占比不符合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资源禀赋特征。

此外，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能源消耗不可能也不应该主要依赖进口。

这意味着大力发展煤炭清洁技术是缓解中国资源禀赋与绿色低碳发展矛盾的重要手段。即便将来煤炭消耗占比有所降低也应该是内生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比如，经济从以低端制造业为主到以高端制造业为主转型的过程中，煤炭需求本身会随之下降，煤炭消耗占比自然会相应降低。

（三） 构建开放共享的新发展格局，深化经济体系绿色低碳转型